陈苏镇 | 东晋南朝建康宫“第三重宫墙”考
陈苏镇，1955年10月15日生，江苏人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，获博士学位，现任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，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。代表著作《汉代政治与〈春秋〉学》、《恢宏与古朴：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物质文明》、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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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以来，皇宫主要有两道墙。外面一道是宫墙，由宫门出入。里面一道是殿墙，由殿门出入。贾谊《新书·等齐篇》：“天子宫门曰司马，阑入者为城旦；诸侯宫门曰司马，阑入者为城旦。殿门俱为殿门，阑入之罪亦俱弃市。”[1]《唐律疏议·禁卫律》：“诸阑入宫门，徒二年；殿门，徒二年半。”又曰：“诸向宫、殿内射，宫垣，徒二年；殿垣，加一等。”[2]宫门、殿门皆有禁卫，阑入有罪，而殿门禁卫等级更高，阑入之罪更重。魏晋南北朝之制与此同。但唐宋人又有东晋南朝建康宫存在“第三重宫墙”的说法。
宋人周应合所撰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○《城阙志一》“门阙”条曰：
案《宫苑记》：“晋成帝修新宫，南面开四门。最西曰西掖门……正中曰大司马门……次东曰南掖门，宋改阊阖门，陈改端门……最东曰东掖门……东面正中曰东华门……晋本名东掖门，宋改万春门，梁改东华门。北面最东曰承明门……本晋平昌门……最西曰大通门……西面正中曰西华门，晋本名西掖门，宋改千秋门，梁改西华门。”
案《宫苑记》：“建康宫城内有两重宫墙。南面开二门，西曰衙门，隐不见南西掖门。东曰应门，晋改名止车门，南直对端门，即晋南掖门也。东面正中曰云龙门。北面正中曰凤妆门。近西曰鸾掖门。西面正中曰神武门。凡六门。第三重宫墙，东直对墙。南面正门曰太阳，晋本名端门，宋改为南中华门。东面正中曰万春门，直东对云龙门，西对千秋门。西南（《至正金陵新志》作面，是）正中曰千秋门，西对神武门，东对万春门。凡三门。”《建康实录》皆不载。以宫殿证之，云龙门是二重宫墙东面门，对第三重宫墙万春门，神武门是第二重宫墙西面门，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，东面（《至正金陵新志》作西，是）相望。[3]
周氏所引《宫苑记》不见于《隋志》及两《唐志》。北宋官修《崇文总目》卷四《地理类》，南宋郑樵《通志》卷六六《艺文略四》，都有“《南朝宫苑记》二卷”，[4]不载作者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八《地理类》亦有此书，注曰：“不知何人作。记六朝故都事迹颇详。”[5]元朝所修《宋史》卷二○四《艺文志三》有“许嵩《六朝宫苑记》二卷”，[6]恐亦指此书，作者为许嵩不可信。从其文避唐讳改“虎”为“武”看，应是唐人所作。从内容看，应是据相关史料编撰而成。许嵩《建康实录》注曾引《宫苑记》或《修宫苑记》，不见著录。《南朝宫苑记》有冒充此书之嫌。元马端临所撰《文献通考》，清官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皆无《南朝宫苑记》。疑南宋后亡佚。据此，《景定建康志》所引《宫苑记》并非一手史料，可以参考，但不能尽信。
今人研究六朝建康宫，主要依据唐人许嵩所撰《建康实录》及正史中的记载。但正史中的相关信息很少，《建康实录》及许嵩注则多有讹脱之处。学人因此产生了一些误解，需加辨析。
《建康实录》卷一七《梁武帝》载：天监十年，“初作宫城门三重及开二道。”[7]朱偰《金陵古迹图考》据此认为：“可见台城初不过二重，梁改为三重。”[8]所绘台城示意图，在《东晋都建康图》、《宋都建康图》和《齐都建康图》中为“回”形，在《梁都建康图》和《陈都建康图》中为“回”形。[9]朱氏此说对今天的研究者影响甚大。研究东晋南朝史特别是制度史的学者，往往根据这一说法理解相关史料，解读相关史实。然而《建康实录》的这条材料是有问题的。《梁书》卷二《武帝纪中》：天监十年，“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。”[10]《南史》卷六《梁武帝纪上》所载同。[11]所谓“三重楼”含义甚明，指宫城门上的门楼有三重。《建康实录》之文显然由此而来，但少一“楼”字。朱偰解释说：“‘楼’系衍字，否则当作三层楼。”[12]朱偰之父朱希祖在为《金陵古迹图考》所作《序》中，已对“梁之宫城三重”说提出疑问，并在注中引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之文，指出：“《建康实录》脱一‘楼’字，遂有误为三重门以及三重宫墙者。或谓以高下言当称层，以前后言乃称重。以此言之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乃各衍‘楼’字。不悟古称九重天，正指高下言也。”[13]朱希祖所言甚是。今案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一“永宁寺”条：“四面各开一门，南门楼三重，通三道，去地二十丈。”[14]此处“三重”显然指门楼。朱偰的上述解释的确不能成立。
《建康实录》卷七《晋成帝》：咸和七年十一月，“新宫成，署曰建康宫，亦名显阳宫，开五门，南面二门，东、西、北各一门。”许嵩注：
案《图经》，即今之所谓台城也。今在县城东北五里，周八里，有两重墙。案《修宫苑记》，建康宫五门，南面正中大司马门……南面近东阊阖门，后改为南掖门……正东面东掖门，正南平昌门……第三重宫墙南面端门……其东、西门不见名。
不过，在当时的皇宫中，殿墙之内确实还有一道墙。《晋书》卷二一《礼志下》载西晋元会仪曰：“群臣……从云龙、东中华门入。”[19]元旦朝会在太极殿举行，群臣入云龙门后，再入“东中华门”，才能到太极殿前。与“东中华门”相对的是“西中华门”。《隋书》卷一三《音乐志上》载萧梁朝会用乐之制曰：“皇太子发西中华门，奏《胤雅》。”[20]东、西中华门位于太极殿前东、西两侧，在云龙门和神虎门之内。这道墙既有东、西门，应当也有南门。《隋书》卷二六《百官志上》载萧梁之制曰：
廷尉……有正、监、平三人。元会，廷尉三官与建康三官，皆法冠玄衣朝服，以监东、西、中华门。[21]
《酉阳杂俎·礼异》还有一条可供分析的材料：
梁正旦，使北使乘车至阙下，入端门，其门上层题曰“朱明观”。次曰“应门”，门下有一大画鼓。次曰“太阳门”，左有高楼，悬一大钟，门右有朝堂。[23]
三座中华门的存在，意味着太极殿前有个经此三门出入的庭院。但这个庭院仍是“殿中”的一部分，其门不是宫中第三道重要门禁。魏晋以来，宫内第三道重要门禁都称“上閤”。《唐律疏议·禁卫律》于“阑入宫门，徒二年；殿门，徒二年半”后曰：“入上閤内者，绞；若持杖及至御所在者，斩。”[27]上閤是出入“禁中”的门，故阑入上閤，处罚最重。但“禁中”区域在“殿中”区域的北部，不在“殿中”区域之中。二者的空间布局为“日”形，而非“回”形。建康宫内有东上閤、西上閤，其位置应在云龙门和东中华门、神虎门和西中华门之间的两条道路北端，即太极东堂之东和太极西堂之西。[28]中华门不是“禁中”之门，其围墙严格说来不能算作“第三重宫墙”。
《建康实录》卷二○《陈宣帝》还有一条材料：太建七年六月乙酉，“改作云龙、神虎二门。”许嵩注：
案《宫殿簿》，云龙是二重宫墙东面门，晋本名东华门，东出东掖门，梁改之，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。神虎门是第二重宫墙西面门，晋本名中华门，西出西华门，晋本西掖门，宋改名西华门，东入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。[29]
《太平御览》卷一八二《居处部》引此文作：
案《宫殿簿》曰：云龙门，第二重宫墙东西（当作面）门，晋本名中东华门，本晋东掖门也，梁改之，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。神虎门，第二重宫墙西门，晋本名中西华门（此处空五格），本晋西掖门，宋改名西华，东入对第三重墙千秋门。[30]
这条材料中和“第三重宫墙”直接相关的是万春门和千秋门，须做进一步说明。《宋书》卷五《文帝纪》：“（元嘉）二十年春正月，于台城东西开万春、千秋二门。”[32]史学海认为，《建康实录》载此事作“开万春、千秋等门”，而无“于台城”三字，故“万春、千秋二门实在第三重宫墙东、西”，《宋书》系之于台城是因为“第三重宫城亦得统言台城也”。[33]此说用《建康实录》否定《宋书》，难以令人信服。朱偰认为，台城本无万春、千秋二门，至宋元嘉二十年“始于台城东西”开此二门。[34]《晋书》的确未见东晋有万春门和千秋门的记载，故朱偰的判断应是正确的。[35]但他未对二门的位置加以说明，所做表格则以刘宋的万春、千秋二门为“第二重宫墙门”，取代了原来的云龙、神虎二门。[36]这一判断是错误的。《宋书》卷九九《元凶劭传》载劭弑文帝之事曰：“劭以朱服加戎服上，乘画轮车……卫从如常入朝之仪，守门开，从万春门入”，然后遣“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、东中华门。”[37]此证宋文帝“开”万春门后，云龙门还在，前者并未取代后者。云龙、神虎二门都是“第二重宫墙”的门，即殿门。宋文帝所开万春、千秋二门则是“第一重宫墙”的门，即宫门。千秋门在宫城西面，万春门在宫城东面。因此，刘劭从宫城东面进入殿中，要先进万春门，再进云龙门。
南齐之制与刘宋同。《南齐书》卷七《东昏侯纪》：“帝……渐出游走，所经道路，屏逐居民，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于郊外，数十百里，皆空家尽室。”[38]《南史》卷五《废帝东昏侯纪》载此事曰：“渐出游走，不欲令人见之，驱斥百姓，唯置空宅而已。”[39]东昏侯出宫游玩，不想被人看见，遂将万春门至东郊沿途民居中的百姓赶走。由此可见，南齐的万春门也不是宫中的殿门，而是台城东面的宫门。《南齐书》卷三八《萧赤斧传附颖胄传》：“时军旅之际，人情未安，颖胄府长史张炽从绛衫左右三十余人，入千秋门，城内惊恐，疑有同异。”[40]此千秋门显然也是宫门。
那么，宋文帝新开的万春、千秋二门，是取代了原来的东、西掖门，还是在东、西掖门之外又增加了两座门？答案是前者。《宋书》卷四《少帝纪》：徐羡之等入宫弑帝，“因东掖门开，入自云龙门。”[41]同书卷四三《徐羡之传》亦曰：徐羡之等“由东掖门、云龙门入。”[42]同书卷三《武帝纪下》：“上……好出神虎门逍遥，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。时徐羡之住西州，尝幸羡之，便步出西掖门，羽仪络驿追随，已出西明门矣。”[43]这些记载表明，刘宋初年，东掖门、西掖门仍是建康宫城东、西两侧的门。元嘉二十年后，东、西掖门还在，但位置移到了建康宫城南面。《宋书》卷九九《元凶劭传》载：“劭闻义师大起，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，移江夏王义恭住尚书下舍……义恭单马南奔，自东掖门出。”[44]刘义恭“自东掖门出”，称“南奔”，可见东掖门在宫城南面。《元凶劭传》又载：“东阳主第在西掖门外，故云‘南第’。”[45]东阳公主的府第“在西掖门外”，却称“南第”，可见西掖门也在台城南面。[46]郭湖生认为：刘宋台城“南面增加至四门，自西向东为：西掖门、大司马门、南掖门、东掖门。原东面的东掖门改为万春门，原西掖门改为千秋门。”[47]（见图十七）其说是。
郭湖生又说：宋万春门，“梁又改名东华门”，宋千秋门，“梁改西华门”。[48]其说亦是。《梁书》卷五六《侯景传》：“景于是百道攻城，持火炬烧大司马、东西华诸门……景自岁首以来乞和，朝廷未之许，至是事急乃听焉……遂于西华门外设坛……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，景出其栅门，与津遥相对，刑牲歃血。”[49]是梁朝宫城确有东、西华门。《隋书》卷一二《礼仪志七》：“梁武受禅于齐，侍卫多循其制……东西掖、端、大司马、东西华、承明、大通等门，又各二队。”[50]此文详举梁朝宫城四面各门，有“东西华”而无万春和千秋。可见梁朝确实将万春、千秋门改称为东、西华门了。
上引许嵩注据《宫殿簿》说，云龙门“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”，神虎门“东入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”。这条材料在可靠史料中得不到印证。《隋志》及两《唐志》皆著录《洛阳宫殿簿》一书，[51]内容应是关于洛阳宫的，与建康宫无关。《太平预览》卷一七五引《建康宫殿簿》之文十条，[52]《玉海》卷一五九“吴神龙殿”条引《建康宫殿簿》之文一条，[53]《说郛》卷五九上引《建康宫殿簿》之文五条，注曰“张著”，不知所指何人。[54]其中皆无许嵩所引之文。故许嵩所引《宫殿簿》究竟是一部什么书，不得而知。此外，《梁书》不见关于万春门和千秋门的记载，亦不见关于中华门的记载。我们无法判定梁朝是否确实将东、西中华门改称万春、千秋门。即使确有其事，这也是梁朝将原有的东、西中华门改称万春、千秋门的结果，而不是在第二重宫墙内又增修第三重宫墙的结果。
朱偰认为，陈朝继承了梁朝的制度，仍称第三重宫墙东、西两侧的门为万春、千秋门。[55]此说亦无确证。《陈书》不见万春门和东、西中华门之例，只有卷五《宣帝纪》太建十年六月条载：“震……千秋门内槐树。”[56]但无法判断此门是第几重宫墙的门。此外，値得注意的是，陈朝宫城有“南掖门”和“北掖门”。《陈书》卷六《后主纪》：祯明三年正月，“韩擒虎……经雀航趣宫城，自南掖门而入。”[57]卷二八《皇太子深传》：“祯明……三年，隋师济江，六军败绩，隋将韩擒虎自南掖门入。”[58]卷三一《任忠传》：“及隋兵济江，忠……引擒虎军共入南掖门。”[59]由此看来，陈朝似乎又将宫城南面的“端门”改回原来的名称“南掖门”了。《后主纪》又载：“贺若弼……进攻宫城，烧北掖门。”案《宋书》卷五《文帝纪》：元嘉二十五年四月，“新作阊阖、广莫二门，改先广莫门曰承明。”[60]是宋文帝曾将广莫门改为承明门。《南齐书》卷九《礼志上》：“其有人名地名犯……帝后讳者皆改。宣帝讳同。二名不偏讳，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，以榜有‘之’字与‘承’并。”[61]“宣帝”指萧道成的父亲萧承之。南齐避其讳，改“承明之门”为北掖门。《梁书》卷二《武帝纪中》：天监元年“五月乙亥夜，盗入南、北掖。”[62]是梁初仍有北掖门。但前引《隋书·礼仪志》载梁宫城之门有“承明”而无“北掖”，这意味着梁朝又将北掖改称“承明”了。而陈朝的“北掖门”应该是由承明门改回来的。看来，就宫城各门的名称而言，陈朝并未继承梁朝的制度。由此推测，即使梁朝曾改东、西中华门为万春、千秋门，陈朝也未必沿用。不能排除陈朝的万春、千秋门仍是宫城东、西门的可能。
注释